思想者小传
吕静 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教授，专攻先秦秦汉史、东亚历史社会、文物学，承担国家社科及多项省部级基金资助的甲骨、简牍、漆器、汉字文化等科研项目，著有《春秋时期盟誓研究——神灵崇拜下的社会秩序再构建》《复旦大学藏甲骨集》等。
近年来，社会上掀起“国宝热”。大型文博探索节目《国家宝藏》在豆瓣上评分高达9.2分，成为一匹综艺黑马；2018年伊始开播的百集纪录片《如果国宝会说话》，更是积攒了超高人气。这些节目走红的背后，是人们对传统文化的好奇与热爱。
从字面来理解，国宝就是“国之珍宝”。更准确地说，国宝实际上是表示文物藏品分级的专业用法，不是所有的文物都能称为国宝。
今日存世文物，是人类一路走来的历史见证。一件文物，暗含进步和发展的踪迹，是凝结古人思想、表达审美情趣的载体。它或许昭示了先人对科学真理的觉醒，或许展示了匠人的巧思手艺，或许承载了民众的生活样式，是不会作假的物语史证。
各民族的文物，既是该民族历史文化的物证，也是全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。今天，文物不只是专家学者的研究对象，了解文物已成为民众的一种文化权利。读懂文物、了解文物，既是提升全民素质的途径，也是民众文化知情权的一部分。
中国文明的历史长度、高度、厚度都独具魅力。了解灿烂的文明，学习历史的智慧，可以从走近一件件国宝文物开始。这次演讲，就为大家简略介绍三件国宝及其背后的故事。
后母戊方鼎：从“饮食烟火”到“一言九鼎”“问鼎中原”
第一个要说的是后母戊方鼎，它被列入首批禁止出国、出境的文物目录，是中国国家博物馆的“镇馆之宝”。全器高133厘米、宽79厘米、重832.84公斤，堪称国之重器。方鼎的内壁铸有“后母戊”三个端丽、柔美的铭文。
也许有人会问，这个方鼎原先不是叫“司母戊”吗？是的，原来是这么称呼的。但近年不少学者认为，甲骨文中“司”和“后”构形无别、可以通释，但该器是商王文丁为祭祀王母妣戊而作，读作“后”更为妥帖。2011年开始，中国国家博物馆正式将其更名为“后母戊”。
最新研究显示，制作这件方鼎的铜液总量预估不少于1200公斤，至少动用了80余个坩埚，不少于千人同时劳作。经验表明，青铜器制作时，每增加1倍的重量，难度会提高7倍。制作这件方鼎的难度，堪称青铜器制作史上之最。
细察种种迹象，有一些学者认为，后母戊方鼎是一件不完美的作品，有些地方明显有“做坏了”的痕迹。即便如此，这也无损其在工艺技术、审美价值方面的代表地位。这件国宝文物诉说了3500年前的商代拥有高度组织性、巨大规模性的青铜铸造业，达到古代青铜铸造业巅峰水平的事实。
后母戊方鼎在造型、纹样、构图、角色上的制作表达，可以让人产生探谜的强烈愿望。方鼎主体的四个面为无纹素面，四周敷设一圈环带纹，环带纹上下各横展一对龙。细察龙形，龙嘴大开，龙身蜷曲短促，有足而卷尾。这样的夔龙纹是中华龙在商周阶段的典型形象。
环带纹里还有一层作为地纹的云雷纹，先敷设地纹，后在上面作浅浮雕的双层纹饰。这是商周青铜器纹饰的重要工艺特征。方鼎的四个圆柱体支足，上段兽面纹（即饕餮），下段是三道精细的凸弦纹。夔龙纹、兽面纹是常见的商代青铜纹饰。
后母戊方鼎之所以能够成为国宝，不仅是因为高超的制作工艺，还与其承载的文化寓意有关。这里，有必要先介绍一下关于鼎的常识。在古代，鼎是一种架在火上烧煮的烹饪器，大致由三个部分构成：中间主体部分，像碗或锅的容器，内部盛放食物；下面三足，上面有两耳，用木棍贯穿双耳，有抬举和移动之用。
青铜鼎的前身是黏土制的陶鼎，历史相当悠久，从新石器时代开始覆盖整个上古时期。当陶鼎变身为铜合金铸造时，鼎便集聚了对祖先、对神灵信仰等情愫，进而上升到对政治权威的宗教般崇拜。
盘点先秦、秦汉时期关于铜鼎故事及时人议论，可以发现铜鼎逐渐从人世间的“饮食烟火”上升到政治、宗教层面的权威膜拜。禹铸九鼎、楚庄王问鼎中原以及秦始皇泗水捞鼎等，都有谋求统治权的寓意所在。
通过这座古老方鼎，我们仿佛能看到远古的祭祀文化、政治文化。这对我们了解那段历史乃至理解“一言九鼎”“问鼎中原”等成语的含义，都是大有帮助的。
鎏金舞马衔杯纹银壶：巧手造作和大唐气象永留人间
第二件国宝是鎏金舞马衔杯纹银壶。与后母戊方鼎之重相反，这件银壶高14.8厘米、重549克，可谓体量轻巧。但千万不要小看它，这可是陕西历史博物馆的“镇馆之宝”，也是首批禁止出国、出境的一级文物。
这样一件小小的酒壶为何能在众多文物中脱颖而出呢？其胜不在于体量的大小、轻重，而在于其不仅汇聚了唐朝与外部世界互动交融的众多信息，更展示了西亚高超的金银器工艺在中华工坊里的精湛发挥与创造。
从外形来看，这是一个皮囊形状的酒壶，仿若马背民族的携身饮具，由一整块银板打造。在壶腹的位置，利用錾子模具锤打出两匹相互对应、奋首扬尾的舞马形象。但是，唐朝的匠师没有止步于錾刻舞马，还在浮雕上施以鎏金。经过打磨和抛光，黄熠四射的舞马与银白素地交相辉映，形成了强烈的视觉冲击。
这件银壶集合了三种经典的金工技艺，即锤揲、錾刻和鎏金。
所谓锤揲，是利用金银质地柔软、延展的特性，把金银板片锤击成形。
錾刻就是利用大小不同、形象各异的錾子，垫在金银板材下面，用小锤徐徐击打，令金银板片上凸现浮雕式花纹图案。这种金银器的锤揲法和錾刻工艺，源自波斯、中亚和拜占庭，汉时传入中国，唐代以后得到进一步发展。
把黄金锻打成金箔或剪成碎金片，熔烧至400摄氏度后，倒入水银，搅拌成膏状的金泥，涂在铜银等金属表面，待水银蒸发，金泥沉淀附着于器表，就是鎏金的技法。
舞马形象是这件文物的最大看点。马这种动物视力差、听力好，善奔跑、能负重，在战争、交通和运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在中国古代史上，珍爱马匹、重视养马业的王朝往往繁盛强大。比如秦国，他们的祖先就是替周天子养马的“专业户”；汉武帝把求良马、建骑兵作为国策，最终“逐匈奴，复汉土”。
唐朝也是一个爱马的时代。唐太宗李世民还是王子的时候，就骑马征战打天下。他的坐骑是来自外邦的名种良马。李世民在筹划百年后的陵墓时，在祭道上留下了自己心爱的六匹战马形象，即为著名的“昭陵六骏”。
到了唐玄宗时期，马又多出了新的功能——在皇室贵族的盛宴上，舞马盛装出场。《明皇杂录》记载：“塞外有善马来贡者，上俾之教习，无不曲尽其妙。”唐玄宗是一位精通乐律的皇帝，便延请外邦马师驯导舞马。这些舞马身披锦丝文绣，络以金银珠玉，伴随《倾杯乐》，蹈步起伏，纵横应节，曲终之处屈膝衔杯、献酒人主。
这件国宝上的鎏金舞马，五官清晰，身形比例准确，骨骼健硕，肌肉富有弹性，鬃毛马尾飘逸，穗带花结扬起，展现的正是倾蹲后肢、衔杯献酒的瞬间。
曾经盛极一时的盛宴舞马景象，通过宫廷少府里细工金匠的巧手造作，永远留在了人间，也替不入史乘的文人笔记和唐诗闲赋加注了一手材料。透过这件国宝，我们能看到盛世之景，对大唐的开放气象也会加深理解。
蹴鞠纹青铜镜：记录两宋时期“万人瞻仰”的游艺盛况
最后给大家介绍的国宝是一面镜子：蹴鞠纹青铜镜，直径10.6厘米，厚0.6厘米。
铜镜的背面铸有男女四人蹴鞠游戏的高浮雕图像：左侧一高髻插簪的长袖女子，镇定自若，脚尖运球自如；对面一戴幞头的男子伺机抢球，神情紧张；对垒的男女双方之外，还有侍女和裁判；地面零落的丛草、凸立的太湖石及远处的石阶、草径点明，蹴鞠的地点就在后花庭院。
这是一件宋代的青铜镜，名为青铜镜，其实以白铜为主要材料。从汉到宋，中国青铜镜的合金成分基本稳定在铜77.7%、锡24.6%、铅4.7%上下。青铜镜绝大多数是圆镜，偶尔也有正方形、长方形及不规则的异形镜。
在古代，平滑光鉴的青铜镜素面用来映照，背面则大有乾坤，不仅纹样千姿百态，而且时代风格千变万化。一般情况下，青铜镜镜背的纹饰采用装饰化、抽象化的形式。这件蹴鞠纹铜镜背面的纹样却相当特别，充满写实性和故事性，展示了宋代社会盛行的一项游艺——蹴鞠。
2004年，国际足联正式宣布：“虽然不少国家认为自己是足球发源地，但历史学家以确切的证据表明，足球起源于中国的蹴鞠。”蹴鞠在战国以后就已出现；进入两汉，踢球竞跑见于大街小巷。河南登封启母阙画像石刻有一帧女子甩长袖躬身踢球的图像，表明2000年前蹴鞠游艺就已流行于坊间。
到了唐宋，蹴鞠进一步普及。晚唐小说集《剧谈录》生动描写了一名少女参与皇宫禁卫班踢球的场面：“时春雨初霁，见一三鬟女子，穿木屐于道侧，值军中少年蹴鞠，接而送之，直高数丈，于是，观者渐众。”这个少女脚穿木屐，把来到脚前的球稳稳接住，然后将球猛力一踢，直入数丈之高。球技之精湛，引来观者甚众。
两宋蹴鞠更从民间娱乐走向了有组织、有规模的竞技表演。宋代有踢球的专门组织，如齐云社、圆社，还有蹴鞠爱好者的专用场地以及民众推崇的球星。宋代很多皇帝都是蹴鞠的精熟玩手，也是蹴鞠运动的“最佳推手”。现存上海博物馆、由宋末画家钱选临摹北宋苏汉臣的《宋太祖蹴踘图》，就是对宋太祖、宋太宗蹴鞠场面的真实写照。
《宋史》还记载，朝廷的盛大宴会上都有蹴鞠表演。《东京梦华录》记载，每逢宋徽宗诞辰日，就会举行蹴鞠比赛以为祝寿。在两宋时代的蹴鞠浪潮中，发生像高俅、张明、柳三复等底层小吏因擅长踢球而发迹之事，就见怪不怪了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中国古代蹴鞠表演中，女子的实力不容小觑。史书记载，宋代就有一支女子蹴鞠队。元朝马端临编撰的《文献通考》记录了女子蹴鞠队的表演盛况：“球不离足，足不离球，华庭观赏，万人瞻仰。”蹴鞠纹青铜镜的主角也是一位身形优雅的女子，真是历史的巧合啊！
（责任编辑： 林秀敏 ）
